会员博客

作者: 蒋黎金 by Mr Chiang Lay Kim     我弟弟在一九五零年, 既韩战发生的那年出生. 由于我的家乡曾林很靠近国民党政府所 管辖的金门岛, 所以村里时常驻扎着人民解放军. My younger brother was born in 1950, the year that the Korea War broke out. At that time, my village Zenglin was stationed with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most of the times in view of its close proximity to Kinmen  Island, which is …

作者：林友赏 我在同安会馆走动多年，认识会馆副文教股长杨宝泉（保全）才是一年前的事，就在去年的会员大会中，他向我走来与我握手，用非常亲切的乡音自我介绍：“我叫杨宝泉。”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当天他还承诺要送一本他的诗集给我。哦！有眼不识泰山：眼前这位仁兄，原来还是诗人！     我对宝泉的认识不深，从他的作品中，才知道他曾是义务华文老师、商人，更是文坛多面手：作诗、填词、散文、小说，乃至翻译马来文作品、撰写商业用文、消闲钓鱼文章等等。     我深切地感受到宝泉是名副其实的乐龄人士！何谓乐龄人士？在本地泛指老年人。但大家都知道在本地有许许多多的老年人其实快乐、快活不起来。宝泉是性情中人，他是坦率的、真诚的，但他不说客套话，和他相处，从他的举止言行中，他告诉你：他是快乐和自豪的乐龄人士，他充分肯定自己的成就，积极面向人生！     在宝泉小的时候，书读得不多，长大后却浏览诗书，他从小贩、排字工人、校对人员干起，后来则是成功的广告商、奎笼经营者、钓鱼活动策划人、牛蛙养殖者、音乐会筹划人……当然更令他引以为豪的是他是诗人、作家！他早在1964年便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哀葡萄牙》，随后还出版了《林玉琴女士纪念集》、《唱不完的歌》VCD、《风雨伴我行——旭阳诗词选集》。不止于此，宝泉正计划出版新专辑，迈向成为一名专业的词曲创作人！     宝泉的笔名是旭阳，你或许有时会有一点惊讶和不习惯他的表达方式，但人如其笔名，对他而言，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他是一名永不言倦的现实主义诗人，而不是无病呻吟和矫揉造作的作家！除了同安会馆之外，他更参与多家社团，经常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和醉心于游山玩水。 总之，一句话：宝泉是名副其实的乐龄人士，历经六十年的风雨和磨练，他有的是成就感和自豪感！

作者：林友赏     今日在同安会馆网站拜读了蒋黎金兄的新作“肠仔头 肠仔尾”，内容非常扎实，而且感情真挚。     文中提到他最近回乡时曾到桐梓村去参观， 主要的目的是去看他在那里读到五年级的萃英小学, 但可惜旧校舍已被拆除而学校已搬到其他的地点去. 新校舍虽然看起来很宏伟, 但对他来说是生疏的而无法唤起他怀旧的情怀.     新加坡也曾有一间萃英书院。坐落在本地“义学口”厦门街的萃英书院是由大名鼎鼎的陈金声（号巨川）等本地福建帮领袖，其中有不少是土生华人于1854年间创办的第二间现代化华文学堂。仅比第一间，也是由同一批华人于1849年间在直落亚逸街天福宫旁所开办的崇文阁迟了五年。       萃英书院足足维持了一百年后，在1954年被并入由福建会馆所主办的校群中而停办了。原址目前是远东广场的一间饮食场所。     它的匾额“萃英书院”四个大字几经辗转之后，在不久之前，由本地的热心人士、文物收藏家陈来华先生慷慨捐赠给由我们同安乡贤陈嘉庚老先生创办的中国福建厦门“华侨博物馆”。

这首描写回乡感受的英文诗歌，由本会馆副总务洪旭之女洪晴创作。诗歌最先刊登在海峡时报的小红点刊物上（2007年2月6日）。我们鼓励更多会员子女踊跃投稿。 This poem, by Mr Ang Shiuh’s daughter Ang Qing,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Straits Times Little Red Dot on 6 Feburary 2007. We encourage more such contributions from our members’ children.

教育学者魏维贤（1929-2013）  蒋黎金  魏维贤先生1929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同安（今翔安炉前）。1950年毕业于马来亚大学（今国立新加坡大学）教育系。毕业后任教于新加坡华侨中学，后来到英国伦敦大学深造，先后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除了英文，他也精通中文。  1955年他出任马来亚联合邦视学官，1963年到1971年在新加坡大学教育学院任高级讲师，后来被任为该院院长。1982年他当选为南洋学会会长。曾任《南洋学报》、《东南亚教育学报》主编。1983年任新加坡工商银行首席执行董事。1989年起任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院长。1969年获得新加坡公共服务奖章，同年还获得台湾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哲士。1987年获日本学术成就奖。与人合著《新加坡与马来亚教育之发展》等书。魏维贤博士于2013年2月10日凌晨时分与世长辞，享年85岁。身后留下妻子、两名儿子和一名女儿。据了解，魏博士去世时还是新加坡儒商学会会长，也担任过北京大学东南亚研究院的客座教授。  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和魏博士相识，当时我还在环境部工作，魏博士时常带着一批又一批来自中国各地的政府官员来新加坡培训，我负责向这些官员们讲解新加坡在公共卫生和小贩管理课题的心得和经验给他们参考。   魏博士在农历正月初一去世，初三火化，初四家人为他举行海葬，把骨灰撒入海里。当时我是从居士林林长李木源先生那里获知魏博士的死讯，李木源先生是魏博士生前的好友，他在居士林功德堂为魏博士设了个灵位，以让人们凭吊這位文化、教育界的学者。 Educator Gwee Yee Hean (1929-2013) Chiang Lay Kim Mr Gwee Yee Hean was born in Singapore in 1929. He is a native Tonganese (now Xiangan Lu Qian). In 1950, he graduated from the then University of Malaya’s (now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fter graduation, he …

作者：林友赏 （一）     同安会馆理事蒋援朝兄是我初中时的同学，四十多年来不时得到他的照顾。     当年我到绝后岛（今日的圣淘沙）当兵时，还是新兵一名，一时彷徨不知所措，幸好‘他乡遇故人’ —-贵人援朝！不久之后，他便离开部队，到新加坡大学（新大）深造。临别之际，犹不忘吩咐军中同僚好好照顾我，令人感动至今！     这些日子以来，承蒙援朝不嫌弃寒舍简陋，数次光临指教。（不好意思，寒舍不寒，装不起冷气机。）而且不时电邮给我，有‘好料’总不忘与我分享，令人受益匪浅。 （二）     与援朝的二哥黎金兄在会馆认识，才是不久以前的事，但很幸运的却有两次机会与他长谈。     他说他与援朝一同从家乡南来，大哥至今仍留守老家。援朝飞遍各地，黎金却不喜欢旅行，离乡数十年，从不曾回过故乡。他打算不久之后，专程回乡探访亲友。     今日上同安会馆的网站，‘发现’了他的一篇大作《翔安乡里行》，图文并茂，原来他不但回去了，而且回来了。令人感到好奇的是他在大作中，提到当年的几名老朋友，却对他的大哥和老家只句不提，如果附上一张在老家门前拍摄的全家福，就更加情景交融了。 （三）     蒋家兄弟的特点是都是学有专长，独当一面的大人物，绝非泛泛之辈，但为人却非常谦和、有风度，对待我这种无业小民，从来不摆架子。与他们相处，直觉我们是朋友! 两位何时有空，一起去喝两杯？ http://www.sgwritings.com/2550 林友赏，新加坡出生，本地公民，年近六十。祖母、父亲和姑母约在八十年前由中国福建同安（今翔安）马巷琼头南来。父亲已去世超过半个世纪。早年毕业于立化中学，后考取企业管理文凭。曾在银行业底层工作了三十余年。

 作者 蒋黎金 by Mr Chiang Lay Kim,PB,PBS       1959年，也就是毛主席发动大跃进的第二年, 我离开中国到新加坡来.     大约半个世纪后， 我在4 月19 日，回去我的家乡曾林。 曾林处在马巷镇的北部，离开马巷大约有1 公里。     当我回到家乡时， 思潮满腹， 一切的情境就如贺知章在《回乡偶书》这首诗里所写的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我在乡村里到处遛达， 看到一切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而使我无法辩別。 当年离开时到处可见的粪池已不复存在。现在每家每户都有电、自来水和卫生水喉的設备。     我在乡里短住期间， 受到所有的亲戚热情的欢迎和接待， 更使我惊奇的是一位多年不见的小学同学林财水先生的造访。他已成为一位大老板， 在马巷有一间规模宏大的面条制造厂。 他说，我们的同学朱金塔先生是前马巷镇长，但他已去世； 而朱再兴同学乃同安副县长，刚刚退休。 由于行程关系， 我无法和他们见面， 希望下次回乡时能和他们再团聚吧。 A Trip to a Village in Xiang An I left China for Singapore in 1959, which was the 2nd year of the great leap …

五条港人口六七百人，他们当中有99％是福建同安人的后裔，这很可能是中国境外独一无二的同安村。 这里的同安人，几乎是完整地保留着祖辈的风俗习惯。比如说，他们都讲着浓浓腔音的闽南语，家家户户门前，都张贴着灯号，好像太原、紫云、颖川与西河等等，以示自家的乡源。 即使是捕鱼的渔网，也是承继祖先用的七星网。 每逢过年过节（春节和三月三），人们一定烹煮家乡传统的名菜薄饼庆祝。 因为是同安村，它与新马的同安会馆也结有一段缘。 上世纪90年代，当地的同安联谊社为翻新会所，曾向新加坡同安会馆筹款，会馆当时共集资了6万多元，连同马六甲的同乡会，一起协助他们完成拥有新大楼的心愿。联谊社为表感激，其中二楼特取名为“新加坡同安会馆楼”。这个高三层的大楼，屹立在街中央，是全村的最高建筑，也是当地的地标。 Pulau Ketam  in Malaysia – A Paradise of Crabs Written by Woo Keng Jin Photos by Ang Shiuh and Tai Boon Suat Chinese poet, Tao Yuan Ming, of the Jin dynasty once wrote : a fisherman from Wulin accidentally discovered a Peach Blossom Spring ‘with orderly houses and criss-crossed …

中国和平、繁荣的崛起，肯定会为亚洲带来庞大的商机。这尤其对象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这些通晓中华文化、又和西方经济体系有密切联系的华商们来说，如果他们进军中国的条件俱足，那中国市场的开放，无疑是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进军中国市场：我国中小企业面对的困境和盲点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的文化大国。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全国各地推动后，中国的经济取得令人惊叹的成果。经济的中国结合它源远流长的深邃文化力量，肯定会给整个世界带来新变化，新面貌。 于本地中小企业进军中国市场的主要关键是：在长期安定、有次序、有规范的环境下成长的新加坡企业家，如何重新去了解中国的商业合作伙伴的思维和做事方法，以及如何（unlearn）掉“新加坡式”的想法与态度，这将是一项严格的挑战。 在这前提下，新加坡的中小企业如果错失这个机会进军中国市场，这将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当然，和许多新兴国家一样，中国市场充满赚钱的机会，也充满了让你血本无归的陷阱，因此，我们的商家们必须要有分别这两者的智慧，才能立足于神州。 中小企业的现状 新加坡现有中小企业约12万家。主要分布在：零售、贸易、服务及中小型制造业等领域。虽然其对国家每年经济总增加值的贡献率只有34%，但却雇用了超过51%的全国总劳动力人口。此外，中小企业的数目也占了全国企业的92%。因此，中小企业的存亡兴衰，的确对新加坡的社会和民生有前举足轻重的影响。 新加坡中小企业大多数是属于家族管理型企业。创业者许多是早年为人打工的公司职员，当他们累积了一定的经济和资金时，便自己出来创业。他们创业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个人储蓄和家人的协助，因为愿意提供无抵押贷款给刚创业公司的新加坡银行并不多。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本地的中小企业可分为三类： 1、创业者凡事不分大小都要亲力亲为的企业； 2、创业者掌权，但聘请外人担任管理人的企业； 3、第二代继承者管理的企业。 自从电脑问世后，新科技的巨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如«世界是平的»作者汤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所指出的：“……何处可以把工作做得最符合效益又最为有效率，工作就会移往何处。”新加坡的中小企业也同样面对外在国际经商环境巨大变化所带来的高度竞争的压力。在国内，他们目前所面对的三大挑战是： 1、业绩日下； 2、债务日增； 3、市场和科技每天都在变化。 因此，生存对他们似乎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准备去接受因环球化所带来的改变，这当中，走出国外，寻求与开拓海外市场是相当多本地企业的选择。 新加坡政府在几年前立下一个中小企业发展的长期计划，其目标是要培养一批有高增值、有创新的本地中小企业 。计划中要把年营业量达1千万元 的2000家中小企业的数目增加到6000家。此外，政府也极力鼓励有能力走出国外的中小企业能通过新加坡国际企业局IE Singapore等机构的协助，不断地到国外寻可能发展的商机。在众多海外市场如：中东、印度和中国等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中国市场了。 中小企业面对的困境 新加坡政府虽然多年以来，不留遗力，不断地以积极的手法和政策去带动本地中小企业的活动和商机，不过，中小企业界目前依然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结构性困扰和障碍。其中较显著的有三个： 1、学生的房地产投资。在1996年新加坡房产高峰前，房产投资与投机为许多中小企业老板赚了不少钱。但谁也没有料到1997从泰国开始的亚洲金融风暴却在一转眼间卷走了他们累积多年的“地产财富”。形势逆转使许多业主陷入负资产的困境。这时，若把产业脱手卖掉，可能面对破产的厄运，不卖掉又找不到足够的钱来偿还拖欠银行的贷款。他们该何去何从呢？ 2、本地银行的经营宗旨也是以盈利为主。为了避免银行遭受损失，许多银行往往因为房产价格暴跌时而削减客户的钱款数额。对于利用银行贷款来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士，都喜欢选择透支贷款，因为它是最灵活的，也是银行最喜欢削减的贷款项目。这也是促成目前本地中小企业之间帐款难收的其中的一项原因。 3、环球化也催使商业竞争的白热化。中国、印度及其他东南业国家等地方相对低廉的劳动成本，不但吸引了不少外资，甚至连本地的一些厂家也纷纷外移。这结那些需要依赖大厂生存的中小企业所造成的影响是：厂家只要有订单来减低公司目前的亏损，他们就去抢来做了。这也埋下了同业恶性竞争的种子。 政府虽然关注本地中小企业眼前所面对的种种困境，但归根究底，中小企业还是需要通过自我提升、自我革新来解决这些由竞争所带来的难题。在这过程中，关键处是管理层首先把自己管理好，然后再支寻求企业的改变。改变的过程是痛苦的，也是需要时间的。如果不应时而变，我们就会像史宾斯约翰森在他的«谁动了我的月月月乳酪»一书中所说的：“如果不改变，我们就会在这世界消失”。 进军中国市场的盲点 新加坡华人企业家到中国去投资、发展时，常出现这样的盲点：我们会华文，也认识中华文化，所以要了解中国人，应该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这个盲点曾令不少到 中国去投资的国人无形中忽略了两国国情不同、政治与历史的差异所带来的障碍和挑战。 此外，另一个盲点是：新加坡人由于过去三十多年来在经济、教育、社会秩序等方面取得不俗的成就，不少国人因而过度迷信于新加坡式办事方式的有效性，我们不难听到从新加坡派去中国任职的经理人，经常面对许多管理方面的困难和阻碍的迥异经验。中、新两国在经商、文化等方面存在的一些显著差异包括： 1、行事、作风方面： 新加坡：保守、守法、有规律； 中国：开放、什么都敢尝试； 启示：新加坡的中小企业如何融入这样的经商环境而又能保持原有的优势？ 2、对待合约的观念： 新加坡：非常重视合约里的条文、规范。合约一签，往往照章行事，以法为 依归。在人与情方面的处理，伸缩性不强。 中国：合约是合约。在出现状况时，合约上的条文鲜少用来解决问题，而是 要靠人来解决双方的歧见。此外，在中国签约后，对方要求更改交货 期、更改价钱等等的要求并非不寻常的事。 启示：在中国经商的香港人或台湾人，往往只要中国对方在原则上同意（In-Principal Approval）时，就敢下单了，而并不等到合同签后才行事。他们也很了解中国人在签了合同后，有问题时，才来解决。如，价钱、数额、还款方法……等，都可难会有所变动、更改，但是港台商人对这些问题总是有应付的方法，而不只是埋怨对方的不按牌理出牌。 3、中国人什么都做大。例如：开餐馆都是几万方尺大的店面。新加坡企业在国内已相当保守了，出到国外更是步步为营，万事都希望从小做起。而且，很多本地中小企业到中国去发展是为了生存而不是像大企业那样因为策略而前往中国发展。所以他们在财力方面雄厚的并不多。到了中国，又往往被视为外资企业而被中国伙伴视为“财神爷”似的外商。这两者的差异也是造成中新企业合作经营的误区。 启示：独资发展的中小企业或许会出现这现象，但要和中方合作的本地中小企业若能彼此团结，以集体的力量去平衡这个差异，同时不要用太多的新加坡式的管理文化，用入乡随俗的做法，或许能减少这方面问题的压力。 4、学习文化方面的差异：许多鲜少直接接触中国的新加坡商家，他们还把中国视为刚起步的国家。其实中国自从改革开放后，各种学习文化如雨后春笋般的铺天盖地的展开了。来自台湾、香港或本地翻译的经营管理方面的书籍，VCD等如汗牛充栋。此外，中国人在追求改善、进步方面的速度也非常的快。有人说：中国人要在10年内把50年的东西做完。 曾在中国经商有26年的本地企业家傅春安先生指出：“在中国投资做生意，要常记住：‘人在中国’这四个字”。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国人在中国经商、管理时所应具有的正确态度。 作者：戴文雪先生为新加坡同安会馆理事